作者：门洪华，宋国新。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国际问题研究》栏目“新时代战略稳定的新议题”专题。
【摘要】亚太战略稳定与新时代中美关系紧密关联。作为地区战略稳定的三大核心要素，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是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关键和重要保障。新时代以来，亚太战略稳定框架面临严重危机。美国谋求扩大对华核力量的绝对优势、亚太核战略互信不足和地区核谈判机制缺失侵蚀了亚太核稳定的基础。中美关系从接触走向全面战略竞争，其影响从双边延伸至多边和地区层面，导致中美关系稳定走向失衡，给亚太战略稳定带来消极影响。随着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增强，其对地区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和保障地区战略稳定的作用不断弱化。为此，中国要通过完善亚太核稳定机制、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强化地区协调型制度框架稳定来重塑战略稳定框架。
【关键词】战略稳定; 中美关系; 亚太; 新时代; 战略研究
随着中国全面崛起和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动调整，亚太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和权力竞技场， 世界主要力量加速向该地区汇聚并展开激烈博弈，冲击了亚太战略稳定。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加速了亚太的权力转移，也铸就了霸权国与崛起国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两大力量，对亚太国家和地区施加多向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亚太战略稳定的张力。亚太战略稳定与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相互塑造越发引起国际战略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全球战略稳定和中美、美俄等大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成为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核武器、导弹、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和太空等诸多领域，这使得广义上的亚太战略稳定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全球化逆流的翻涌和地区主义的发展，中美、美俄等大国关系更加紧张，欧洲、亚太、中东战略稳定基础在被侵蚀与被重塑之间剧烈震荡。同时，中国以未能达到确保摧毁但能够带来美国脆弱性感知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美国构建了不对称的战略稳定关系。加之亚太是中美战略稳定作用的核心区域，中国在该区域的常规力量存在优势，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让美国心怀忌惮。更让人担忧的是，当前欧洲安全已陷入风雨飘摇，设若任由中美关系继续漂流，必将增加大国冲突风险，亦将最终损害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中美双方深感探讨战略稳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21年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在视频峰会中谈及中美战略稳定，标志着大国战略稳定正由美苏/美俄战略稳定向中美战略稳定扩展，亚太战略稳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2021年1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图片来源 | 新华网学界对战略稳定的既有分析为亚太战略稳定与新时代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了学术积淀。首先，学界认为战略稳定概念与核战略紧密关联，冷战时期“战略稳定”主要指“只有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凭借第一次打击完全摧毁对手的报复能力时，才能达到稳定平衡”。进入21世纪，各国对核能的需求不断增长，获取先进的核技术成为重要追求，加速推动人类迈入弹道导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第二个核时代。其次，学界认为战略稳定缘起于冷战期间美苏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军事安全理论，美苏/俄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战略博弈为战略稳定思想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再次，学界指出，战略稳定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牵涉全球性与地区性问题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涉及陆海空天网等多个空间维度，也受到更多新兴技术领域发展进程的影响，正从核武器领域的纯军事概念扩展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状态。最后，学界关于维护战略稳定的研究可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基于自身军事优势，突出战略威慑，强调自身绝对安全，谋求压倒对方；另一类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呼吁合作安全，强调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种战略稳定论相互竞争，并深刻影响着亚太战略稳定的维护。可以说，地区战略稳定越发成为战略稳定研究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战略稳定研究的短板，学界还未建立起明确的地区战略稳定分析框架。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与多维的研究视角，但缺憾在于尚未构建地区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和鲜有地区战略稳定与大国关系的互动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究亚太战略稳定与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互动机制，探寻维护地区战略稳定之道。本文以理论探讨、问题剖析、对策建议为逻辑，以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为核心要素构建地区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同时，对亚太战略稳定态势进行评估，观察发现，核战略稳定更加脆弱，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竞争，亚太制度框架稳定遭到削弱，导致亚太战略稳定框架面临严峻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中国重塑地区战略稳定框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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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战略稳定的分析框架
地区战略稳定主要指核大国没有直接冲突并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以和平与和谐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秩序。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全球和地区性国际制度建设，使得国际制度框架成为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冷战期间，核稳定和美苏关系稳定是战略稳定的主线。冷战结束以来，地区主义勃兴，地区制度发展更加丰富，推动制度框架稳定与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共同成为地区战略稳定的三大核心要素。地区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地区制度框架稳定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地区战略稳定的程度。
核稳定是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主要包括核力量相互制衡、可信的核威慑、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机制三个方面内容，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地区核稳定程度。战略稳定最早源于美苏两国冷战时期战略力量博弈，关键在于减少军备竞赛或在危机中削弱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需要和诱因，这就是所谓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战略稳定得以形成，其基础条件为相互确保摧毁，即任何一方都拥有毁灭对方的核能力；其核心在于确保相互脆弱性，即核报复足以达到“不可接受损失”的标准，消除双方先发制人打击的动机，并使双方战略武器配置能够确保此种报复能力，从而降低双方扩充军备的意愿。战略稳定关注的是双方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为防止第一次核打击而确立的某种政治稳定机制。在核力量能够相互制衡的情况下，地区战略稳定得以维护。在相关国家核力量相互制衡的情况下，地区能够实现核稳定。同时，当地区只存在一个核大国、其他国家也愿意接受该大国领导时，即使地区核力量对比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也不会影响地区战略稳定。此外，当一个地区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相互竞争或互为敌手的大国且这些大国核力量对比又严重失衡时，核力量优势一方可能会更主动地挑起地区矛盾与冲突，使得地区战略稳定变得非常脆弱。当前，新兴非核战略力量迅猛发展并与大国竞争叠加共振，核与非核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战略稳定关涉的空间范畴大幅扩展，必须系统评估新技术带来的稳定和不稳定效应。以“稳定/不稳定悖论”为逻辑，当两国具备可靠的核威慑能力时，两国或代理人间的常规力量冲突将会增加，不断冲击地区战略稳定。战略稳定不仅受核力量均衡影响，还取决于核战略认知，不同核战略认知直接影响地区核威慑可信度。战略稳定把核武器的破坏性变成敌对双方共存的基础，相信双方都可以通过报复而不是利用一种明显的优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此时，地区处于恐怖的核威慑共识之中，降低了因核战争而引发地区战略稳定失衡的可能性。当地区核力量处于不对称状态时，确保核威慑成效有利于增强地区核战略互信和核稳定。同时，核威慑要想生效，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核威慑承诺的可信度。可信的核威慑承诺能够增强核威慑成效，减少战略误判和核挑衅。当地区核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追求核优势的意图或渲染核威胁的言论同样会增加核国家的负面认知与敌意，降低地区核战略互信程度，导致地区核危机和常规冲突增多。由于地区核力量具有不均衡性、动态性，加之地区核战略互信较为脆弱，构建地区核对话与谈判机制非常必要。一方面，地区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是核大国的共同利益。大国可通过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来实现核力量监督，了解对方真实的核力量，推动大国实现地区核力量均衡，降低地区核扩散风险。另一方面，核军控对话与谈判对于建立地区核战略互信具有重要意义。大国可通过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来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双方的认知差异与冲突，这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和增进核战略互信。总之，通过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来减少攻击性武器的规模、降低攻击性武器的脆弱性、避免部署易受攻击的防御力量、执行严格的核查、保障军控条约的执行等措施，对于维护大国和地区战略稳定十分关键。战略稳定受到各种战略力量博弈的关键性影响，往往与大国政治关系变化直接相关，并表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大国关系稳定主要指大国关系不发生颠覆性变化、呈现总体和平的态势，对地区核稳定和地区制度框架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地区战略稳定的关键。大国关系稳定主要包括军备竞赛稳定、危机稳定以及力量对比动态稳定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战略稳定的核心是减少敌对大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或危机期间发起毁灭性第一次打击的必要性和动机，从而减少或消除战争危险。“军备竞赛稳定性”意味着，双方采取互动的军备发展举措，避免打破战略平衡和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危机稳定性”意味着双方避免发生危机，设若出现危机，则通过相关联系渠道管控和化解危机，避免使用核武器。此时，互为竞争或敌对关系的大国均具有相关战略能力，确保对方无论首先采取何种战略举措均难以获得所希望的益处并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避免其先发制人的重大冒险军事行动发生。其次，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和非核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国关系稳定从军备竞赛稳定或危机稳定扩展至力量对比动态稳定，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共同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力量对比动态稳定性”意味着，大国力量对比是动态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双方都拥有应对对方全力围剿的能力和进行战略妥协的资本，不会快速崩溃或迅速增强，从而避免陷入全面对抗和长期代理人战争的困境之中。大国关系稳定程度主要包括竞争、合作、对抗及其复合样态四种情况。当大国崛起和霸权国衰落相交时，双方的竞争和摩擦随之增多。大国战略竞争的形成机制是：大国国内精英形成战略竞争共识——进行战略竞争决策——开展战略竞争实践，而受动大国不妥协，做出对等回应。当大国处于竞争关系时，将会带动或争取地区国家加入竞争，导致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给地区战略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当大国间综合实力差距明显、地位存在等级差异，或两国综合实力接近且满足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权力、利益、观念分配时，两者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矛盾可控。此时，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牢靠，总体处于和平稳定状态，即使发生小规模地区冲突，在大国协调和施压下也会很快得到解决。当大国竞争走向失控或将对方视为敌人并依此进行决策时，两国会积极争取地区国家结成对抗联盟，并进行零和博弈，导致两国可能陷入局部或全面冲突与对抗。此时，大国对抗将被长期化和制度化，大国和大国联盟高强度的破坏性行为增多，强烈冲击地区战略稳定。第四种情况为大国复合关系。大国关系在现实中复杂而多变，两国可能同时存在竞争、合作和对抗三种关系，不同时期三种关系的主次地位会有所变化，并对地区战略稳定产生多向度的影响。大国关系稳定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领域。当崛起国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实质性变化时，作为实力优势一方的霸权国会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进行大国战略竞争，表现为地区制度围堵与孤立、联盟遏制、干预内政、激化崛起国周边矛盾、制造地区冲突和破坏经贸合作等形式，并根据竞争态势调整行为。当受动大国认为本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战略竞争收益大于成本时，会与施动大国建立政治、经济和安全竞争关系，进而冲击地区战略稳定。大国因其庞大的体量、较大的发展潜力以及重要的影响力，促使大国间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空间，双方可以就地区和全球治理合作、增进战略信任、维护和平和实现共同发展展开双多边广泛合作。同时，当两国没有重大矛盾和冲突并建立稳定的战略互信沟通机制时，更易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大国合作取代大国竞争与对抗，地区战略稳定被不断强化。大国天然存在权力争夺的结构矛盾，当两国无法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或权力争夺白热化时，两国关系由竞合为主转向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抗。此时，大国相互依存度降低，相互损害的行为增多，若不进行有效管控，地区可能会爆发大国战争或大国代理人战争，致使地区战略稳定彻底失衡。如果没有国际制度的存在，则国际社会不仅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存在任何秩序，战略稳定将难以为继。地区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地区合作型制度框架、地区竞争型制度框架、地区对抗型制度框架三种，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其稳定是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地区竞争型制度框架指地区多种制度安排相互竞争，难以兼容平衡。在双边层面，大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等方面展开竞争，表现为竞争性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或升级以及双边政治、军事同盟（伙伴）关系的建立或更新。与此相伴，涉事地区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可能导致地区国家关系紧张，经贸合作受阻，一体化进程受到干扰，热点问题频发，安全环境恶化。另外，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国际制度关系恶化、互斥和脱钩的诱因，会产生严重的行动合法性问题。若同一多边制度内的竞争增强，大国又无法就新的多边制度建设达成共识，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合法性与约束力就会下降，各成员国难以实现集体行动。大国在地区建立新的多边制度，主观或客观上与既有多边制度或新建多边制度形成竞争。此时，地区国家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可能同时加入相互竞争的多边制度，这无疑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制度规范效能下降。此外，竞争性多边主义也将大国间竞争维持在制度框架内，使得秩序转变更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地区合作型制度框架指地区多种制度安排能够实现较好的兼容平衡。此时，地区相关制度、规范不存在重大矛盾和冲突，能够对成员国形成同一方向的强大约束力，较少产生竞争或对抗的张力。成员国根据制度规定进行权力、责任和收益分配，并以此来进行治理合作，共同解决地区发展和安全问题，有效减少地区战略不稳定因素。当地区力量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时，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较好地分配地区权力、责任和收益，地区主要力量就会寻求改变已有的制度安排和重新建立新的制度。此时，旧制度内部或制度框架之间就会形成竞争甚至是对抗，地区制度的合法性和约束力相应降低。若想恢复地区战略稳定，就要完成旧制度体系的变革，或是地区主要力量共同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另外，地区制度在制衡核心多边制度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间联系机制传递可信性承诺、规避机会主义风险，以解决制度建设中的合作问题。在形成新的地区合作制度框架过程中，需要地区主要力量特别是霸权国和守成国进行反复博弈，这可能引发地区战略稳定的失衡和动态调整。地区对抗型制度框架主要是指地区多种制度安排相互对抗、难以调和。此时，地区相关制度、规范存在重大矛盾和冲突，不同制度派别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诉求对立，对立双方处于零和博弈的互动状态。若地区相互对抗的同盟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地区不会出现巨大的结构变动，敌对双方处于一种脆弱的战略稳定态势。若地区相互对抗的同盟力量处于非均衡状态，力量优势一方会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来围堵遏制弱势一方，力量弱势一方也可能寻找地区薄弱环节制造危机或挑起战争，进而导致地区动荡不安。此外，相互对抗的同盟体系中的一方，如因内部动荡或对外战争损耗过大而在短期内迅速崩溃，会导致地区对抗性制度体系解体，地区战略稳定走向失衡。当主要地区力量重新进行谈判并形成新的合作性制度框架时，地区战略稳定得以恢复。维护地区战略稳定有利于避免地区核战争、大国直接冲突、代理人战争和地区失序，关乎战略稳定理论发展、地区的和平与持久发展以及大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当前，地区战略稳定已经从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扩展至制度框架稳定，三者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地区战略稳定程度。与之相对应，维护地区战略稳定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构建地区核稳定机制，即实现地区核力量相互制衡，增强地区核威慑可信度，建立地区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机制。二是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即增强大国军备竞赛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力量对比稳定性，维持大国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稳定，发展大国合作关系或管控大国竞争与对抗。三是强化地区制度框架稳定，即实现地区复合型制度安排的有效衔接与融合，建立、完善地区协调型制度体系。综上所述，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构成了地区战略稳定的基础、关键和重要保障。构建地区核稳定机制、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和强化地区协调型制度框架稳定，是维护地区战略稳定的主要路径。（见图1）
图1 地区战略稳定三大核心要素的作用机制。资料来源 | 作者绘制02
新时代亚太战略稳定走向失衡
进入新时代，亚太战略稳定发生变化：中美力量加速接近并走向战略竞争，地区核扩散与大国核竞争加剧，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动摇了地区制度框架稳定的根基。受此影响，亚太核稳定更加脆弱，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竞争，亚太制度框架稳定遭到削弱，进而导致亚太战略稳定走向失衡。
亚太核力量竞争更趋激烈。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军加紧向亚太集结，围堵、遏制中国。对此，中国也相应地增加了国防建设投入，实现了国防实力与现代化水平的大幅提升。随着中美军事较量的增多，美国战略界非常担忧，中国常规力量的跃升会在亚太对美国形成军事优势并在地区军事冲突中击败美国。对此，奥巴马政府加快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开启了美国大规模、长期化的核武器现代化进程，以便利用核优势来迫使中国退让。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持续推进核武器的升级替换与核弹头的延寿计划，加快“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更新与发展，推动对华核威慑战略向着攻防一体化演进。同时，在核力量建设中企图实现“核常兼顾”和“核常混用”，并研发小型低当量核武器。另外，美国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向日本作出“延伸威慑”承诺，在日本和韩国完成“爱国者-3”型和“萨德”等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不断完善美国分层导弹防御系统。而美国战略反导系统性能和可靠性的提升必然意味着中国核报复能力的降低。为应对美国的核遏制，中国近年来在核力量方面实现了质和量的同步提升，核武库更加充盈与多样化。例如，除核武器外，能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DF-5B洲际导弹、核常兼备的DF-26中远程导弹、改进型洲际导弹DF-31AG、新型陆基机动洲际导弹DF-41以及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先后亮相。这让美国更加担忧中国持续推进的核武库现代化与战略能力的提升会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执政后，美国在亚太已经完成了航空母舰编队、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和导弹防御系统等战略武器的部署，这削弱了中国的二次核反击能力。美国对华持续进行的核压迫与核围堵必然激化中美核竞争。亚太核威慑可信度下降。美国试图在亚太寻求核力量优势和核围堵中国，削弱了中美核威慑互信。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海空军力量加速向亚太转移，密切监控、频繁袭扰和压制中国战略力量，迟滞中国核力量乃至国防力量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借助日韩澳印平衡中国核常力量优势，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遏制。随着美国核力量、核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外太空雷达加紧向亚太部署，中国在亚太强烈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更加担忧中美核力量对比加速失衡、本国核威慑能力被削弱。与此同时，中美核战略认知差异较大，削弱了核威慑可信度。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加快增强首先使用核武器获得优势的能力，中国则是积极发展核反击能力，两国难以就各自核战略和核力量进行深度交流。同时，亚太安全形势更趋紧张，降低了地区核战略互信。拜登执政后，美国联合英澳两国发表首脑联合声明，构建安全伙伴关系，加之美日、美韩军演，朝鲜多次核试验，以及日韩借助美国技术支持加快导弹研发、试验和部署，迫使中俄加强地区核力量，导致亚太陷入核威慑困境。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多次提出将动用核武器以阻遏美英和北约参战，致使亚太和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恐惧之中，也削弱了核威慑承诺的可信度。亚太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机制缺失。长期以来，中美实力和核力量差距悬殊，因此，核军控对话与谈判并非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奥巴马第二任期时，美国加快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核武库的现代化，迫使中国加快发展核力量并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先进常规力量研发、生产上取得重大进展。中美间的核战略竞争加剧，核战略互信不断下降。但是，美国此时核军控对话与谈判的主要对象依然是俄罗斯而非中国。特朗普政府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多次进行陆基中导试验，并以限制中国核实力和常规导弹为借口退出《中导条约》，使得亚太核军控对话与谈判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两国核力量失衡的大背景下，中美核军控对话与谈判的目标差异巨大，常态化的核军控对话与谈判难以成型。此外，俄乌冲突向亚太外溢，朝鲜核问题犹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钓鱼岛争端与南海问题仍有可能恶化，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迅猛发展，均增加了亚太核军控对话与谈判的难度和成本。奥巴马第二任期期间，中美权力竞争的结构性矛盾加剧。2014年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进行大辩论，精英集团越发认识到中国崛起正在威胁美国和其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此后，奥巴马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将继续领导亚太，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当时经贸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接触”政策依然有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但随着中国崛起势头日渐明朗，中美在军事领域及亚太已经存在着竞争关系。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承认“大国竞争”重新开始，“美国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并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挑动中日钓鱼岛争端，公开介入南海问题，加大对台军售，恶化了亚太安全形势。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后，奥巴马政府主动给中美关系降温、缓和矛盾，菲律宾、越南加紧调整“倚美抗华”的政策，亚太紧张局势有所缓和。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客从价值观对立、政治文化渗透和科技窃密等方面将中国描绘成美国“全方位”和“全社会”的安全威胁，利用话语霸权大肆制造仇华敌华舆论，以政治手段限制中美正常人文交流。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以经济民族主义方式重振美国经济，要求改变“不公平”的中美贸易现状。其以贸易赤字过大为由，以2017年发布的《特别301报告》为依据，将经贸、投资、科技等合作领域纳入美国国家安全范畴来进行审查，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另外，特朗普签署《2019年安全可靠通信网络法》等一系列法案，加速中美技术脱钩，阻遏中国产业升级，打压中国经济、军事以及战略力量增长，试图重新拉大中美力量差距。2018年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强调，在第一岛链内中国不能持续具有海空优势，美国在第一岛链外所有领域要居于主导地位。为此，特朗普政府利用“印太”概念来扩展东亚、亚太的传统地缘范围，以“印太司令部”替换太平洋司令部，试图汇聚更多军事力量围堵遏制中国。同时，特朗普政府以违反民主、人权和国内法为借口，在涉港、涉疆、涉台、涉藏问题上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稳定。此外，中美关系越紧张，日韩越菲新等国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并寻求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对华战略竞争与对抗、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政策摇摆回调，彰显了亚太战略稳定的韧性，以及对中美由竞争滑向全面对抗的强力约束。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拜登政府2023年2月发布的《美国政府印太战略发布一周年报告》和2022年10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2021年3月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基调一致，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以此为基础，美国在供应链、科技等核心领域加强对华竞争。拜登政府要求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安全与弹性优先。为此，美国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即施压美西方跨国公司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大力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同时，美国通过加大对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激发国内的科技创新活力，以提升在对华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其对华实施“小院高墙”战略，利用不对称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采取“卡脖子”或“脱钩”策略来对华施压。与此同时，美国在东海、南海、核武器、导弹、太空、网络等领域渲染“中国威胁”，加强对华军事竞争。其国防部成立“中国工作组”，在军事领域制定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以及进攻性的对华竞争方案。美军大规模、高频度地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军舰、飞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领海。美国加强太空和网络竞争，破坏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遏制中国国防实力增长。同时，拜登政府在“三海”问题上频繁“站队”施压，在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不断越线，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亚太军事主导权的做法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防实力和区域拒止能力不断碰撞，加剧了中美关系稳定的脆弱性。此外，日韩澳越菲等国采取多重策略以增加回旋空间，规避中美战略竞争风险并从中获益。当前，“美强中弱”“美攻中守”的战略竞争态势还在持续，但美国的亚太领导力在不断减弱，中国的亚太影响力和塑造力在上升，中国亚太外交正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演变。奥巴马政府积极扩展地区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试图将这些盟友与伙伴置于对华压制的前线，以主导重新构建亚太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在同盟层面，扩展和深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新合作，加强美日韩、美日菲和美日澳等三边协调，推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由轮辐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同时，美国相继宣布同部分亚洲国家建立或提升伙伴关系，如美印“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美越“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印尼“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美缅“民主、和平与繁荣伙伴关系”等。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关系，频繁举办大规模联合军演，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激化了亚太矛盾与冲突，导致地区领土争端与海权竞争持续加剧、安全形势不断恶化。2015年美国颁布《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了美国的太平洋国家身份及加强与亚洲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意愿。同时，美国联合日韩澳等12个国家举行TPP谈判，破坏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干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阻拦韩澳等盟国加入亚投行，引诱和胁迫地区国家不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两国亚太制度竞争的表面化。与之对应，中国在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合作型制度框架建设上取得重要进展。受此影响，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增强。特朗普执政时期，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向外扩展。美国作为霸权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意愿都有所下降。为尽快取得胜利，特朗普政府频繁“退群”和“改群”，“以重塑国际制度来围堵遏制中国和降低美国霸权护持的成本”。在意识到本国利益受损或有了受损预期后，南海声索国不愿再为美国冲锋陷阵遏制中国，这迫使美国对华围堵遏制防线向亚太外围扩展。其中，强化美日同盟，提升与印度的合作，在澳大利亚建设基地，推动四国机制建设，等等，都是美国进行的战略调整，以确保在地缘战略上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美国联合日韩等国召开排除中国的布拉格5G安全会议，提议与日澳等盟国组建技术政策联盟，迫使三星、台积电提交客户机密资料，在高科技领域围堵遏制中国。此外，美国通过“蓝点网络”计划等多边经贸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进行竞争。2019年5月2日，美国联合日韩等国召开布拉格5G安全会议。图片来源 | 环球网面对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地区制度安排和中国互惠的地区制度建设，亚太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声音越发强烈，不断向中国靠拢。例如，日本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动力增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加速了RCEP谈判进程。韩国文在寅政府在萨德问题上对华作出“三不一限”承诺，并拒绝参加“四国安全机制”。东盟更加注重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以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实现收益最大化。受此影响，亚太制度框架的张力持续增强。拜登上台以来，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全面拓展。面对新时代中美竞争的新格局，拜登政府试图更新美国的联盟战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东北亚，美国与日韩分别举行了“2+2”会议，推动美军驻日韩费用分担问题的有效解决；迫使日韩和解，把日美韩军事合作纳入印太战略之中；支持日本在亚太同盟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在东南亚，美国直接点名新加坡、越南和其他东盟成员国，强调要与它们深化关系，试图以此破坏这些国家与中国达成的共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主导建立“印太经济框架”，通过同印日澳等盟友伙伴签署经贸协议、加强经贸合作，试图按照美国意图塑造该地区的贸易规则；施压日韩和台湾地区等建立芯片同盟，限制对中国半导体出口；努力强化“技术联盟”，控制联盟国家关键技术的出口和转让，共同制定新兴技术的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试图重塑以美国为中心、以日韩印澳等国家为半径、排除中国的“供应链联盟”。拜登上任之初就举行了首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试图通过重构亚太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形战略弧”。当前，亚太初步形成以美国为领导，由诸多双边同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七国集团和北约构成的抗衡中国的国际组织网络。拜登政府的排他性制度框架建设与中国积极推动的RCEP、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开放性制度框架形成强烈竞争，给地区战略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首次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图片来源 | 参考消息网综上所述，新时代亚太战略稳定日益失衡，进入了动荡调整期。亚太核力量竞争更趋激烈，核战略互信被不断削弱，亚太核军控谈判陷入停滞，导致亚太核稳定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和较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地区核战略稳定的脆弱性。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进行调整。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变为竞合为主，日菲越等国试图倚美制华，亚太战略稳定遭受重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由竞合为主转变为战略竞争，日菲越新等国更加趋向改善对华关系，增加了亚太战略稳定的张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亚太国家的选择空间被不断挤压，挑战地区战略稳定的不利因素增多。随着中美深度参与亚太制度竞争，亚太正在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同盟、伙伴体系和由中国引领的地区主义的二元制度框架，这导致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增强，严重削弱了亚太战略稳定的保障能力。
03
亚太战略稳定框架的重塑
从二战后亚太维护地区战略稳定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核力量发展的克制和对地区防止核扩散合作的积极参与夯实了亚太战略稳定的基础，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强化和不对称平衡是亚太战略稳定的关键，合作型制度框架建设为亚太战略稳定提供了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亚太核稳定的脆弱性凸显，中美实力接近并走向战略竞争，地区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增强，导致亚太战略稳定框架面临多重挑战。为此，中国要通过建立亚太核稳定机制、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和强化亚太协调型制度框架稳定来重塑亚太战略稳定框架。
首先，强化中美核力量的非对称均衡。中国要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一是积极发展攻防兼备的核力量。借鉴俄罗斯非对称反制美国的做法，重点发展先进且成本相对较低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并拥有必要的反导系统，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并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例如：适当增加核弹头数量，加快核武库现代化进程，通过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升来增强中国二次核反击能力和对美国的有效核威慑能力；大力发展常规弹道导弹和反导系统，提升对美国战略目标进行有效打击和防御美国核攻击的能力，弥补中国核力量规模有限的短板。二是坚定核威慑决心。不断完善核危机预案，做好防御核打击和进行核反击的周全准备。同时，强调若遭受核打击，必将进行全力核反击，让美国难以获得预期收益并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三是加强核威慑信号传递。与美国保持核战略沟通，全面展示中国核威慑与核反击的可靠能力，使美国放弃战略投机和冒险行为，以筑牢阻遏中美战争爆发、维护两国战略稳定（尤其是危机稳定）的基础。其次，强化亚太核威慑的可信度。一是适当扩大亚太核稳定的定义、范畴和适用范围，将战略常规力量作为核力量的补充，形成“核常相济”的战略力量结构，提升地区核威慑的可信度。二是以本国核力量建设和借力中美俄三边核稳定来促使美国放弃对华形成绝对核优势的理念，使其承认中国核威慑能力，不敢贸然摧毁中国核反击力量，进而推动双方针对中美核力量非对称均衡达成共识。同时，为了避免核军备竞赛，美国需要承认与中国的相互脆弱性，限制战略反导和反潜能力；中国则需要提高核透明度，提高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三是推动亚太拥核国家外交与防务部门加强核战略交流，不断完善地区安全对话与危机管控机制，推动达成地区核稳定协议。四是可以适时恢复“六方会谈”机制，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朝鲜核问题，降低地区核竞争、核扩散和核战争的风险。再次，构建亚太核军控对话与谈判机制。一是提高军事力量透明度。例如，在官方媒体上公布东风系列导弹发射试验与实战演练、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大型海陆空军事演习和海外联合军事演习等，以达到展示本国战略力量和增加核军控谈判筹码的目的。二是加强亚太核战略对话。在发展本国战略能力的同时，不断创新中美战略对话形式，就两国核军控谈判、亚太核稳定进行沟通，以达成互惠的核军控条约，维护地区战略稳定。三是参与亚太军控框架方案设计。可以将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作为核军控领域，将中美俄朝日韩等拥核、潜在拥核和可能部署核武器的国家纳入其中，构建约束亚太核力量运用的制度与机制，增强地区核稳定信心，防止发生战略误判，避免中美俄的过度核竞争和朝鲜半岛的核失控。首先，要努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如何管控战略竞争的问题。其一，中国应继续将合作共赢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主线，保持战略清醒，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全力防止陷入与美国对抗的窘局和危险之中。其二，应保持战略定力，以稳健持续的自身实力增长为支撑，以合理的利益交换为突破点，以适合时代发展的对外政策为工具，建立中美外交互动和危机管控机制；积极进行战略谋划，探索不同制度、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化解中美双方的可能冲突，避免因战略误判陷入全面对抗甚至是“修昔底德陷阱”。其三，可利用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机遇，通过战略创新、手段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地方交流，扩大民间交往，扩大朋友圈，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回归更为平衡、理性的竞争战略，避免敌化意识在各自内部不断发酵。其四，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冲突，在冲突中谋求发展，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具现实意义的关系模式。为此，中国要努力塑造竞争的形态，使其向有限和良性的方向发展；在斗争中维护中国的核心和重要利益，建设性管控分歧和对抗冲突，防范化解和合理处置各种风险与挑战，防止中美彼此间“敌人意象”错误认知的螺旋升级，确保两国跳出“零和博弈”的历史魔咒，推动形成新型交往范式。其五，应通过国际体系、全球相互依赖扩大战略回旋空间、规约中美战略竞争，逐步弱化美国霸权，消解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防止两国关系走向冲突对抗。其次，持续增强中国的国家实力。其一，应坚持推进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充分释放在人才、市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培育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经济，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基础，确保拥有使用经济手段重创对方的能力，推动战略优势持续向中国转移，不断提升中美关系的自主性。其二，要坚定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决心，不断完善制度供给，增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以此来回应和破解以“遏制围堵”为核心特征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其三，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重点围绕“买不来”的先进技术采取“换道超车”思维抢先布局，超前开辟科技研发新赛道，应对美国产业链和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封锁围堵”。其四，要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和对抗性因素，美国是能够给中国核心利益带来最大侵扰的国家。需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稳定增加国防投入，创新军事理论，深化军事改革，培育军事人才，发展新军事技术，更新军事装备和强化战备训练，以增强国防实力，抑制美方在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跨越红线甚至是“摊牌”的冲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再次，努力汇聚中美共同利益诉求。为此，应避免中美经贸合作“武器化”，推进中美经济深度交往。其一，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方式来促进教育、科技、环境、文化、旅游等往来，挖掘两国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潜力。其二，双方应携手应对核扩散、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网络安全和金融风险等全球性挑战，探讨合作解决俄乌冲突、朝核、伊核和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可能性，探寻中美关系新的止损与平衡点。其三，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塑造全面、完整、清晰、科学、合理的对美战略新框架，推动中美再次确认两国的共同利益，防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仇外主义影响宣传和社交媒体；警惕美国的安全鹰派继续强力推动中美“脱钩”，特别是科技、产业和教育的“脱钩”，“努力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体系和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其四，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积极引导中美在省州、地市等地方层面的经贸交流活动，推进中美多层次的“再挂钩”。首先，构建大国关系互动与稳定框架。中国应抓住世界深入转型与各国进行对外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动态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建设，致力于促成世界稳定转型的战略格局，以此平衡和制衡美国的战略对冲。纵观冷战后的国际大势，世界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在战略上可以借势、造势的结构性条件和重要政治舞台，俄欧印日均是可以借重并扩大战略影响力的国际势力。对此，一要巩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强化重大国际事件沟通协调机制并行，为中美战略竞争和维护亚太战略稳定增加回旋空间。二要坚定支持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努力和“战略主权”目标的实现，扩大开放，加速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落实，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共同应对世界之变，实现中欧关系的走近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为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腾挪更多空间。三要对印度的战略趋向有更加广远的视角，在积极推动合作的同时稳健应对印度的军事挑衅，促使印度不明确站队美国。四要继续坚持以经护政、以经促政战略，对日保持战略耐心，扩大中日实力差距并增加日本对中国的依赖，迫使日本寻求对华缓和。其次，加强亚太协调型制度框架建设的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要通过增加安全承诺和提供更多地区公共物品实现与区域国家利益的进一步契合。一是供给文化公共产品。积极倡导和合文化、天下大同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和完善亚太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制度机制，加强地区共同价值的引领与塑造。二是供给政治公共产品。可以通过举办大型峰会、地区合作论坛、政党交流活动等来增进亚太国家的政治交流与互信，构建亚太政治命运共同体。三是供给发展公共产品。实施更加主动的自贸区战略，以RCEP为基础，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率先建立起立足周边、辐射东亚、面向亚太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形成双多边、多层次、多议题经贸合作制度框架，充分运用经济利益增量的方法来促进与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降低它们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大力提升中国产业链的吸附力以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的吸引力，引领亚太经贸规则和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抬高亚太国家同中国交恶的成本。四是供给安全公共产品，引领提高亚太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水平，构建亚太复合型安全命运共同体。再次，提升亚太协调型制度框架的保障能力。结合中美全面战略竞争与亚太秩序加速转型的新形势，中国应着力促进亚太协调型制度框架建设。一是在建立和完善地区合作组织、机制过程中，尊重和鼓励亚太国家的战略自主，在发展问题上要对自身的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说明国防力量是防御性的、目标是有限的，以战略克制来降低相关国家的担忧和恐惧。二是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增强成员国的自主性和抵抗大国压力的能力。特别要支持东盟在维护区域安全秩序中的积极贡献，主动寻求与东盟在多边层面上共同管控冲突、维护区域秩序。只有当东盟充分发挥规范性影响力时，体系—区域—双边层面规范的积极互动才能维持，中国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三是借助亚太多层次合作制度框架，将中国综合国力转化为引领亚太安全的能力。引领建立和完善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制度框架，塑造亚太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动，化解美国借亚太军事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制造的冲突与对抗，避免地区国家陷入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之中。四是支持地区和平论坛、安全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化，降低地区热点问题和大国战略竞争激化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04
总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叠加新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强烈冲击了亚太战略稳定。本文将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作为地区战略稳定的三大核心要素，构建了地区战略稳定的分析框架。当前，中美核力量竞争加剧，亚太核战略互信不足，地区核谈判机制缺失，导致地区核稳定的脆弱性凸显。同时，中美关系走向战略竞争，亚太战略稳定进入持续的动荡期，挑战地区战略稳定的不利因素增多。此外，亚太制度框架的非合作性增强，稳定性遭到削弱。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对华围堵制衡，亚太制度框架的竞争性全面拓展。为此，中国需要引领完善亚太核稳定机制，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动态稳定，强化地区协调型制度框架稳定，重新构建亚太战略稳定框架。
亚太战略稳定研究关乎战略稳定理论发展、亚太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其理论与战略价值不可忽视。在战略稳定地区化和现代科技变革的共同作用下，亚太稳定不仅包括核稳定、大国关系稳定和制度框架稳定三大核心要素，亦应涵盖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太空等新领域。作为重大战略议题，地区战略稳定研究引起了各国政府、战略界、学界等的高度关注。客观深度认识地区战略稳定的战略价值，需要深入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核竞争与地区核扩散、非核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亚太制度框架的融合程度、亚太权力转移与秩序转型，需要深入剖析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与前景，学界需从跨学科视角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研究，从而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完整的战略稳定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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